文 | 左延安

2018年6月1日，江淮汽车原董事长左延安就国有汽车企业混改话题接受帮宁工作室采访。

他认为，国有车企混改，现在正是一个历史机遇，运作得当可以实现一石三鸟：一是解决企业治理结构优化问题；二是增量盘活存量；三是解决重复建设问题。

左从5年前开始研究国企混改，提出“浅混”和“深混”概念，执掌江淮汽车期间在产权结构改革方面探索创新实践，并取得成就。他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对以奇瑞汽车为代表的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或许有借鉴之处。

以下为访谈摘要。

为什么要深混

首先说说混改方案。

一是增资扩股。通过增资扩股方案，民营资本进来，最好是做第一大股东，稀释原来的国有股。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民营企业收购一部分国有股，或者全收，这需要股东之间协商。

总体讲，如果要做到深度混合（简称深混），最好民营资本成为第一大股东。如果国有资本是第一大股东，也不能绝对控股，应该是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加在一起，作为一致行动人，处在相对控股的地位比较好。

为什么要这样？这是治理结构要求使然。如果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等于没改，那叫浅混。浅混有点作用，就是有人看着这个资产了，从外面起监督作用。通过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获得一定话语权，对重大问题形成判断和决策意见。

但浅混不能解决决策效率问题，为什么？因为是国有控股企业，“三重一大”的决策，尤其是选人用人，还要走国有企业那套流程。

延续过去审批决策流程，一是路线比较长，二是能不能做出准确判断，做出正确决策，还要市场检验，因此会有风险。特别是对产品的决策，对经营者的选用，这非常关键。

当然还包括其他决策，你要取消什么事业单元，或者增加什么事业单元，或者要进行国内国际的购并，这个决策流程就更长。而低效率产生的决策风险最后谁来担责？是企业。没有人替企业担责，这是体制的弊端。

所以，对充分竞争性行业而言，它的决策效率、执行效率决定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企业竞争到最后以什么取胜？就是资源配置效率。

从逻辑上进行梳理，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取决于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机制。治理结构主要取决于产权结构，合理的股比和优质的股东构成优质的产权结构。

因此，必须在产权结构这个源头上合理化。所谓合理化，就是引入民营资本、社会资本，再加上原国有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

如果是深混，治理结构什么概念？一定是董事会决策，重大问题提交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然后实行彻底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构建一个和国际接轨的治理结构。

汽车是全球充分竞争性产业，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的治理结构，你凭什么在全球化激烈竞争中胜出？所以，从逻辑上，从机理上，必须进行深度混合所有制改造，这才是根本。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让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重大历史决定。我认为这个决定高瞻远瞩，已经把竞争性行业取胜的关键要素想明白了。

理论与实践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现在不是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吗？对供给侧改革，很多人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产品供给。

比如我们自己把高端电饭锅做出来，还要到日本去买吗？再比如汽车转型升级和消费升级，我们把中高端产品做出来，还要依赖进口吗？还去海淘吗？

大家都明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淘汰落后，不断满足人们日益提升的物质需求。

其实，供给侧的要素涵盖制度和政策的供给、生产要素的供给、产品的供给，三者之间也存在逻辑关系。

通过学习中央文件，特别是学习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是制度供给的改革。

为什么现在提简政放权，要一批一批地放？中央改革的决心，改革的举措，改革的试点，都体现在不断地把审批权下放。比如最新的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包括新能源汽车审批权限下放，都进一步证明中央对制度性供给层面改革的决心和实践。

首先是制度供给，制度供给改革后会直接影响要素供给。核心要素就是人、资本和土地等。比如经营权，做汽车的资质对内对外有条件的同时开放，汽车界、IT的精英们纷纷捋起袖子跃跃欲试，民间资本踊跃参与，这是典型的制度供给的改革激活要素供给的案例。

另一个逻辑是，制度供给影响要素供给，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再影响到产品供给。良好的体制机制，会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会大大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从根本上改善产品的供给。

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市场这个广阔天地里各显身手，把兼顾企业利益，员工利益和资产所有者利益所产生的动能，通过公平市场环境里的竞争，解决消费升级需要的高端产品。

为什么我们生产的家电产品能相对满足市场需求和消费者需求？像海尔的智慧家电，格力和美的的智能家电，已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因为这个行业的制度起到了促进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激励企业不断提升产品研发能力和市场综合竞争能力。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一个逻辑从源头资源配置效率说起，到产权多元化，股东优质化，核心问题是提升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这都是竞争性行业最要命的事情。

另一个逻辑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理。首先是制度，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央企开始试点，体现了国家对国企改革的决心。

从理论上梳理清楚后，我们再从实践角度看。吉利汽车现在做得风生水起，我也曾经讲过，欣喜地看到以吉利汽车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在汽车行业里的生力军作用。长城汽车在SUV领域大放异彩。

尤其是宇通客车，客车销量全球领先，技术和产品国内领先国际先进，到底为中国汽车争了一口气！如果没有1990年代的MBO，宇通客车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这是一个生动的实践案例。

混改如何“一石三鸟”

接下来谈第二个问题，不是说混改能解决所有问题，混改的目的是什么？要建立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治理结构，真正实现职业经理人制度。

好的治理结构可以较好解决企业接班人问题，文化传承问题，解决家族企业的一些弊端，解决企业不适应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问题。

当然国有企业有些用人的做法，也有合理性的一面。比如选择企业经营者要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党委先通过，然后董事会任命，这个流程也可能会选择到合适的人，但几率取决于企业的原始生态，取决于原始政治生态健康不健康，取决于婆婆开明不开明，高明不高明。

如果企业政治生态健康，如果婆婆高明，这套流程就有效，但风险很大。如果完全是市场化选人，然后董事会聘用，风险就相对较小。所以混改最重要的是解决用人问题。

产权制度是前置条件，但把企业做好的另一个决定要素就是人，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

抓住振兴国有车企历史机遇，深入推进国有车企混改，可有一石三鸟之功效。

第一，通过“深混”优化企业的治理结构，为汽车行业的精英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新造车势力中不乏很多优秀人才，可以让他们参与国有车企的混改，共同实现振兴自主品牌汽车的梦想。

第二，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国有车企不乏优秀的基层管理人才，只要活用机制选好带头人，就会大大激发人力资源的活力；若有IT背景的新创企业参与混改，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配置效率倍增的效果。

第三，更重要的是，解决重复建设问题，减少不必要的过度竞争。当前，汽车行业已呈现产能结构性过剩，同时“新造车势力”势头正旺。

因此，深度混改是国有车企重振活力的明智选择。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谁做得快，谁做得彻底，谁就可能胜出。